斯诺的中国之行报道传到了苏联，但相关报道仅供高层阅读，苏联国内禁止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进行宣传,他们将中国现下的做派认定为‘修正主义’，甚至统一了口径，认定斯诺的文章是因为他被中国收买了。
苏联不仅没有因此继续推进国内的‘新经济体制’，反而因为看到了中国在搞‘市场经济’，搞修正主义,让勃列日涅夫感到了对苏联体制的威胁，从而让他将‘市场经济’看成了妖魔鬼怪,他要求苏联国内不得进行同样的经济活动。
苏联‘新经济体制’推进得如此艰难，并不是因为苏联缺少经济学家，而是经济学家们早就在呼吁开放一部分市场了，但是苏联政府高层出于政治需要不允许这样做,长久以来的社会主义标杆和榜样，建立起来的强大苏联让他们自信过头了。
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国和旗帜，苏联人始终坚信他们的制度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就是不可更改的制度，谁敢改变，谁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但让人感到诧异的是，他们在政治上自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又很现实。
苏联的权贵们，从来没限制自己的群体，使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和文娱产品,这种严重的言行不一，让苏联百姓看上去更像是一群生活在美好理想编织的城堡之中，外人看上去这座城堡高大威严，然而里面的真实情况却与外表大相径庭。
但苏联的权贵们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不仅如此反而产生了一种奇特而又扭曲的心理，他们认为保持一部分民众的贫困是需要的，这样能够更好的被驱使，倘若民众的生活都达到了富裕的水平，那对他们来说，统治就受到了威胁。
曾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种认识，但经历过一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明白了过来,如果要保持长久的剥削，过去那种吃干抹净只会带来革命,唯有建立起基本的物质保障,才能更好的继续。
显然,苏联人并没有这种意识，包括在东方大国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这种意识,这种话以前是绝对不能让百姓知道的,这样会有损他们的形象，所以不足为外人道,不过事情总有说漏嘴的时候,终于百姓后来全都明白了过来。
保持一定的贫困，这种思想不能说完全错误，从理性的角度说，它有其合理性，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只对百姓做出了限制，而对自己却并没有，因而当社会经济增长率不足之时，面对巨大的分配不公，矛盾便凸现了出来。
当政府尚有能力时,还能通过手段来压制权贵们,让他们吐—些出来，—旦政府上层的权威不足，那事情就麻烦了，下层的资源在减少，但上层的贪婪却永无止境，他们的积累明明已经用不完了，但基于保持其权威需要,不仅不会减少剥夺，反而会加大搜刮手段。
每一个朝代都是这样的轮回,什么样的制度都只是表象，如何分配才是真理,像苏联这样将自身制度吹得天花乱坠，但一到分配的时候，就说‘人民只需要土豆就行了’，而他们却从不认为自己端起来的红酒杯有啥问题,反而觉得这是在‘按劳分配’。
当无耻成为一种习惯，道德上也就没有了负罪感，一切都成为了合理的存在，但一个事实是，这种行径是无法持续的而为了更好的继续，那么就必须要学习资本世界，就得给那些刁民，一个饿不死的保障，一个月那几个大钱是必须要发的。
他们完全可以多发一点，但他们不会那样做，他们宁愿给那些退休金已经很高的人继续加，也不会给普通百姓加，因为保持贫困是需要的。
而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已经让他们无法与正常社会共情,你无法让一个家里从来不需要买菜,食堂三荤一素只有一两块钱,米面粮油全都是高级绿色品的人，担忧菜价上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更无法理解彩礼、车贷房贷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在他们的生活中都是不存在的。
他们也同样理解不了人们对于法制与道德的诉求，因为这些在他们的阶层同样是不存在的，一个电话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解决的事,法制并不能对其产生实质性的限制或威胁，至于道德,它和法制一样，都是用来限制他人和底层的。书群 :七四零八幺七幺五菱苏联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一步步的脱离群众，而他们的上层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脱离群众，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们获得多是因为自己劳动多，自身所获是因为‘按劳分配’所得，是合理的，是符合一切规范的。
他们就─点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对于苏联社会来说是在产生巨大的阶级分化和不公吗?其实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因为从斯大林后期开始，他们已经与普通百姓完全隔离开来了。书群 :七四零八幺七幺五菱他们住在城市,住在由政府提供几乎接近于免费的公寓和分配住宅里,吃着底层或特权供应的优质低价商品,他们觉得世界很美好，没有任何生存压力，而那些刁民居然会不满足，他们实在想不明白，那些刁民究竟想要什么。
然而这些人根本想不到,他们丢进垃圾桶的面包和其它食物，会在晚上有人蜂涌着冲进垃圾回收站里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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