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问题就将基本解决，而城市居民住房,走的是商业路线，国家过去投入的钱也就收回来了。
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国家通过从商品房市场收回来的部分收入，用以补贴国家编制人员，商品房的利率也比分房利率高达多，达到了25。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大面积房一个月还款就要五十多元，小面积房也要三十元，这样的房子显然不是给一般人住的，能够买得起这种房子的人，自然也不在乎一个月出那几十块钱，而对于那些买不起的人来说，就是降到一个月十元，他依旧买不起。
现阶段，国内的贫富差异其实已经出现，那些个体商们有不少已经发家致富，而这些人将钱存起来放在银行里吃利息，这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可对于他们来说,由于国家现下封闭，其财富也无处可花，因此国家推出商品房，其实就是从他们身上获取财富进行新一轮分配。
问题就在于，未来房地产过热，是国家从宏观层面的一种调节，是为了收割更多的财富用以国家发展，同时保持—定的财富饥饿，使得社会不至于过早进入福利时代，从而达到保持国家的竞争力，于是国家将所有人都看成了富人,通过房地产、教育、医疗法等来攫取个人财富。
国家对百姓有了宏观调节对策,但是对于那些富人却并没有提出什么办法，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富豪们增集的财富越来越多,已经到了用巨额都不足以形容的程度,达到了天量财富。
可面对如此之多的天量财富，国家又并不能从他们身上获得多少，因而导致了社会分配严重失衡。
百姓的支出不断增长，而福利与财富增长，却长期维持在最低水平。比如，五千块一个月在县城已经是比较高的收入了，超过就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如果再缴纳五险—金，那么剩下的净收入连维持家庭正常运转都困难。
这一切没人知道吗?自然不是这样的，上层那么多智囊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而他们就是设置了这样的分配体制，这和古代为什么明明知道老百姓的税赋已经很重了，却依旧从他们身上收是一个道理，上层的人士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要想他们付出是十分困难的。
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贫富如何，并不是老百姓来决定的，而是上层的一种意识性行为,这些行为反映在实际层面，就是各种针对性的政策。
比如早期的，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它用一个户藉制度就直接造成了城乡二元化，再通过‘统购统销’来收缴农民最后一丝剩余产出;由此，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出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出现。
又比如，当国家发展到城市化进程时，过去对农村的旧剥削方式变化了，采用房地产、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来继续对农民工实施新剥削。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长期以来都是对内挥动镰刀，过去一直以来的发展，也都是采用的剥削式发展方式。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是通过剥削保持一定贫穷从而达到某种需要的进步，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不是努力就可以改变的,努力或能改变一些局面，但有了一定收获之后，就会有新的剥削方式出来。
九二南巡之后，全国性的民工潮开始爆发，如果从那时算起，一直到方叶来到这个位面的三十多年间，无数农民工在工厂里努力拼搏，但是他们究竟获得了多少呢?
用健康和血汗换来的收入增长，然而这种幸福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这些收入中的一部分变成了钢铁和水泥，一部分变成了子女教育支出，剩下的则送进了医院，如果综合计算一下，一名农民工拼了三十年，他的财富留存率实际为负数，甚至是成倍负数。
终于，农民工的子女长大了，过去巨额教育支出也到了回报的时候，然而这时才发现，其支出与收益并没有形成正比,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新的镰刀的来了，因为新的韭菜也长出来了。
新一代的农民工，依旧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觉得不用再像父母那样在流水线上拼血汗,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等他们在父母辈的余晖中担当起家庭责任之时，才猛然惊醒,其所要支出的生存成本，不仅没有像父辈那样减少，而是远远高于父辈。
上有四个老人，下有一个孩子，自己的收入艰难维持着家庭运转，而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未来，不得不继续投入教育支出，他们仍旧像父母一样，认为只要如此就能够改变这种窘境。
好不容易将孩子供到高考，希望就在眼前，然而第三把镰刀来了，高高举起的镰刀，这一次收割的不仅是他，而是连他的孩子一起挥了下来。
不继续上学,很难使孩子保证能获得他这个水平的工作，而继续上学，也不一定能保住现有的局面，可又没有太多的选择,进一步虽事世难料，但退—步必然变成曾经的血汗父辈，更要命的是孩子也要有和自己现在同样的生活水平。
老百姓其实从来就没有选择，三代之后也只有一种局面，也是最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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