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靠国家接济半死不活，一些国有工人因为工资长期拖欠工资或者收入不足，不得不去偷摸着接私活养家，或者偷工厂的东西到黑市去卖换取物资以养家糊口。”
“政府管理也是一样,正常的管理活动被打断，革委会主导一切,那班靠造反上位的小青年变成了中青年,但他们除了举着语录，满脑子都是齿轮搞极左政治斗争外，屁也不懂，谁不听他们的就扣帽子,拉着批斗,靠着制造混乱维持权力，将正常的政府管理工作破坏得一干二净。”
“更要命的是,十年文革大动乱，将中国文化传承残存的最后一口气,终于彻底咽了下去,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被彻底葬送,子女举报批斗父母、学生举报批斗老师、下级举报批斗上级，邻居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
“理想中天下大乱再迎来天下大治，一张白纸好画画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将自己的文化烧成了白地,最后留给了西方，让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以中央美院为代表的中国艺术殿堂—直到未来的现下，仍旧彻底沦陷成了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代言人。”
“也就是说马呢主义最终也没能发挥出全面作用?”少其主席问道。
“没能。”方叶毫不客气的说道:“它太薄了，在文明的构成中，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哲学流派，想要以此代替并重构整个文明,那怎么可能嘛。文明的构成是多元的,文化、哲学、艺术、思想等,而马列能作为其中一个哲学观，比如统治阶级价值观，是一种分析社会的工具,但用它来代替整个文明价值观,显然是不足的。”
方叶继续说道:“特别是当下，我们现在还是在走国际主义的革命理论，这一理论在现时条件下有它的作用,但最终中国还是走上了民族主义，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
“解放全人类最终还是没有实现啊。”主席说道。
方叶说道:“中国的党只对中国人民负责,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延续的任务,所以全人类解不解放跟我们没啥关系,总之，先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让国家强大起来,让本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全党全国各民族所有人共同奋斗的目标,至于他人死活与我无人!”“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思维。”主席似有批评的说道。
“全世界大多都是国家功利主义了啊。”方叶说:“功利主义从十八世纪的西方哲学中诞生,到二战之后,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特别是在北欧国家,其国家功利主义发展到了登封造极的地步，社会高福利,高保障，人民美好幸福生活排第一，是他们国家的追求。”
“这种方式有它的优点也有很大的不足和缺点，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后来也部分采用了国家功利主义观点,而国际主义则基本放弃了。”
“未来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活动，多数时候其实是一种马列哲学和中国本土哲学共同组成的新型价值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比如法家思维的观念就很重,统治阶级认为老百姓不能过于富裕,需要保持一定相对‘贫困’以使其持续保持前进动力,这就是典型的法家‘困民’思维。”
“另外，主席在1955年提出的‘共同富裕’观点,就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中国式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核心就是中国本土的‘民本思想’，其是马列以‘人’为中心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后来‘共同富裕’观点的实现路径又有了新的注释,也即‘以人民为中心’。”
“换句话说，若马列二人当时对中国哲学有较深研究的话,其哲学应当会更加丰富，由于中国哲学比较高级，能够兼容且完善它，但其它国家则不行，因为文明比较低级，就只能抱着书啃,最终沦入思想教条的境地，比如苏联。而这也是为什么马列最终能在中国成功的原因。”
“我们中国人将书一翻，其中的一些观点,立马会自动与中国本土哲学某些观点联系起来,再一思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新思想或新哲学观点,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很难做到，可能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而这也是二零零零年后,中西方人都说西方哲学已死的原因。”
“16到18世纪西方‘中国热’,这是他们哲学发展生成的核心时期,但抄来就是抄来的,由于没有系统性的传承研究，基本上很难再发展，现在他们又开始抱着中国的传统哲学研究了，研究《易经》、《道德经》这类中国传统哲学，又成了西方思哲学界的基本操作。”
“有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主席问。
“有啊。”方叶想了想说道:“2003年，中国哲学家黎鸣写了一本《西方哲学死了》;2010年斯蒂芬霍金《大设计》中都提出了这种观点,中西方思哲学界普遍接受了这些观点。主席您要看的话,相关书藉过几天就能送过来。”
主席点了点头:“还是要看一看，就你说的这些观点就已很有启发性。”
方叶说道:“哲学难以发展,这对于物理学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所以大量学习了西式哲学的中国人，包括物理学家,开始从中国哲学中找观点,这对我国后来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应用科学的发展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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