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的一些科幻设定都成为了研究方向，比如电视、无线电话、潜艇、坦克、计算机、激光、全息投影、宇宙航天器等等等等数以百计，有些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有些正在研究当中。
相比于美国，中国的科幻起步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人绝大多数由于知识的匮乏，知识面的不足，使得想象力不足，这一典型特征投射到现实世界，就是创造力不足，在工业和科研上，大多停留在仿制阶段。
比如这些年，华昌搞出来的那些发明,其中大多数项目都是方叶定下来的，科研团队自身并没有多少创造性思维，这严重的制约了科研的进步速度。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方叶早在华昌机电研究院成立时，就像国家申请成立了企业图书馆，他将海内外各国的各种文学、哲学和专业性书藉尽可能的展开了收集,使得整个图书馆里国内外的各种书藉两万多册,可以说迄今为止，是国内拥有国外(大多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书藉作品最多的图书馆，一些这时代的‘禁书’华昌的图书馆都有。
为了增加技术专家和科研专家们的见识，他还让人在国外拍摄了大量的国外新闻纪录片上的工厂，社会市景情况,甚至一些纪录片都整版的录回来，为的就是开拓大家的视野,尽可能的避免国人因对国外缺乏了解，而造成闭门造车的情况。
这两年，随着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建交，方叶又玩起了新花样，每年都会到海外搞参观和旅游团建活动，法国、南斯拉夫、日本是三个主要目的地，每年前往的人员少则两三百，多则四五百。
方叶要么亲自去，要么由政府官员带队，带着他们领略海外风光，参观法国、南斯拉夫工厂、科研机构、展开学术交流，又到日本工厂参观，进行行业和民间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增强了华昌科研和专业人才的视野。
这一步棋有风险，但非常重要，不得不做，若将他们关在家里，最终必然陷入闭门造车的局面，这种事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只有让那些发达国家的现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直观的冲击，才能有亲身感受，同时这也是一块试金石，崇洋媚外的人迟早会有，也迟早会被清理。
但这些事能影响得到的只有一家公司,而要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唯有文学这条路是方叶最佳的选择，所以他继续当起了‘文抄公’，将未来那些优秀的科幻作品拿过来，通过科幻文学的传播，在那些能够灵光一现的人脑海里，中下一颗崇尚科学的幼苗。
当代的世界，其实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包括美苏这样实力强悍的国家,他们国民的科学素养和认知都还不高,像1947年美国的罗斯维尔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在美国国内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很多人都说外星人要打过来了,许多地方的百姓,在房前屋后挖地堡。
十年之后的1957年,苏联的卫星上天，美国国内又出现了恐慌，各种苏联卫星要打击美国的谣言满天飞，身为科幻作家的阿西莫夫看到国民的科学素养低到如此程度,他深感忧虑，因此放弃了科幻新作品的创作,而是在全美展开了科谱宣讲。
而在亚洲，无论是已经步入经济工业高速发展的日本，还是人口大国的中国,国民的科学素养同样都不高，科幻文学在整个亚洲，基本是不入流的水准,日本的科幻作家开始走上了模仿美国科幻的思路，而中国的科幻则被定义为科谱，且认定为‘低龄科学知识普及’。
这期间如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正的《五万年以前的客人》、萧建亨的《布克的奇遇》全部都是低龄科谱类读物，可以说他们对新中国少年儿童的科学启蒙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像海外那些纯科幻式作品还没有。
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文学界对于科幻文学是排斥的，他们觉得那些不算文学，只能归于科谱知识一类，文学圈子里出现了鄙视链,科幻被归于不入流，而科幻（科谱)文学内部也同样有纷争,这是源自于外部的思维,科幻文学创者群体自身内部都有人认为其不算文学。
一直到《三体》的出现,其不是一部科谱类作品，而是纯‘硬核’科幻，里面拥有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和对未来、宇宙科技的畅想，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一些太过‘生硬’的科技名词做了解释，而其中的许多科技只是一笔带过，没有较高的科学素养的人，根本看不明白。
于是，一个奇异的情境出现了，那些自诩文化圈子里的人，拿起《三体》后，如果不对着书中的注释看,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什么强相互作用、纳米材料、高能粒子、曲率引擎驱动(1994年才提出,现下叫超光速飞船，三体首次提出，妥妥原创)诸如此类的科技科幻名词—大堆。
小说构建的庞大世界观和对未来‘现实世界’的构建，完全是文学标准的,至此中国文学界再也没人敢说科幻作品不是文学作品了，方叶只用一部《三体》就让这些人全部哑了火，带动的是整个科谱（科幻)界创作和创作者在文学界的地位。
现在刘慈欣又来了，而且一出手就是两部，一部比一部精彩，是中国科幻从创作纪元，走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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