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备荒粮也改成了县粮食局整体负责，过去的粮食集中分配也变成了互帮互助，自劳自得。
由此，农民手中多出了大量粮食，而根据统购统销政策，老百姓又将多余粮食全部出售给了国家，农民家庭一年下来少则出售两三千斤粮，多则五六千斤。
许多地区多数家庭年节余从公社化时期数十至三四百元不等，涨到了两三百块，劳力多的家庭一年能一千余元，直接达到了七十年代未富裕地区的标准。
全国各地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农民，抬起鼓架起锣，长长的鞭炮就像不要钱似的挂到了竹杆上，用以庆祝这史尻无前例的丰收之年。
西北的农民吃上了久违的白面馍，南方的农民端起了满满一嘀大米饭，能吃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而家里还能获得根本不敢想象的巨额收入，这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誰銜庭收入水平相比公社时期，少的翻了两倍，多的翻了十倍余，而粮仓里还有满满一仓的粮食。
过去劳力过少的家庭，一年干下来能节余十几元，年景不好家庭出现变故时，甚至还倒欠公社好几十，现在好了，几亩田种下来，一年节余小二百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当秋收结束，这类家庭全家聚在一起在算账时，对着票子数着数着就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039;党的政策好，全家吃得饱，穿上新衣裳，娶上红俏娘。’人民的歌颂就是这么直白，人民对于美好幸福的向往充满着前所未有的信心与满足。
老百姓欢天喜地，国家却是发起了愁，粮食太多了怎么搞，直接向海外出售的话，量又太大，粮价必定下跌，可是仓储又爆满，国家的总储备粮，即便遭遇全国绝收，也能供全国人民吃一年的，问题得解决啊。
于是中央召开了专门的粮食会议，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一连讨论了数日，最后决定新的农业税要尽快颁布全国，同时解除统购统销老百姓余粮限制，农民交完税后，留多少粮食由农民自己决定，国家定粮标准正式取消。同时，粮食定量凭证制度取消，它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召开了年度会议，调整1967年原本的生产计划，进一步提高日用品、布匹、鞋子、自行车、缝紉机等一千余项类轻工品的产量。
老百姓手中有了钱，消费成为必然，从1966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67年2月春节期间，国家的商品销售迎来了空前的大增长，国家再度出现了商品短缺的情形。
国务院及计划委员会、各民用工业部门，一时间焦头烂额，哪怕是全国工厂开足码力全力生产，但无论生产多少投入市场立即就被销售一空，各地国营供销批发公司，整日都围满了前来批发的个体户，然而很多城市批发总公司的仓库里早已空空如也。
锅碗瓢盆、头饰发夹、布匹茶糖，毛巾肥皂、钮扣别针等等等等，过去许多明明销售已经趋于饱和的商品，一下子紧俏了起来，整个市场的购买力似乎无穷无尽。
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也是一样，往年一日能卖个块把钱就不错了，然而现在挑着货蓝，几个村子一走就被抢购一空，买的人实在太多了。
早在十二月，国家就已经发现了市场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于是向全国下发了通知，全力保障春节前后全国物资供应，要求各地轻工业工厂扩大产能，然而国家还是没有舉卫预料到市场的购买力是如何的强横。
全国物资生产总量相较于1965年同一时期上涨了10，计划委员会估计差不多够了，可结果却与预估相差甚远，大量的货物投入市场后，立即就被销售一空。
计划委员会派专员抵皖，随同安徽省工业部的领导到了同安市，上级给出指示，要求同安市&039;以最大限度扩大生产能力’，同安市生产多少，国家就购买多少。
全市由此投入了&039;大生产运动’，从城市到农村，由市政府组织，民营工厂、全市作坊、街道、社区、小区、居民区、乡镇集体、村集体、个体家庭，全市大联动，全力促进生产。
哪怕是春节期间，许多家庭连亲戚都不走了，家家户户或是叮叮当当的敲个不停，或是全家围在一起制作各种小商品，全市从十二月开始，累计有四万余户，近30万人参与了生产，三个月时间，全市累计生产各种小商品逾20亿件，总产值约8500万元。
这种由政府出面，高效进行生产的组织模式，发挥了巨大的优势，有力的缓解了国内部分小商品短缺的局面，而同安市也在此期间大赚了一笔。
这场大生产运动一结束，方叶就给同安市政府出了一个建议，这种分散式的生产有其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生产不集中，效率过低，因此建议市政府出台政策和资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作坊升级生产设备。
市场采纳了方叶的建议，很快就出动了&039;在全市范围内鼓励规冭模化生产”的有关政策，并划出八百余万元扶持资金。
同安市的钮扣、制针、剃须刀、饰品、纺织、缝等数十家国有、集体或民营企业获得了政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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