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认为曾经一段时期内是一一个绝对公平化的分配时代，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一时期里，表面看是绝对化的公平，但如果揭开那一层细纱，就能看清内里，分配其实从来就是不公平的。
工人退职养老金从1951年就开始了，而对农民的统购统销、户藉制度分别在1953年和1958年实施，农民户藉与土地严格捆绑，除了农业产出利润外的一切利润都被认定为非法。
1952年工人实行公费医疗报销制度; 1955年起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子女实行医疗统筹; 1958年凡事公职人员一律享有该制度的利益，医疗对象本人仅需出挂号费。
50年代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了合作医疗，但是自发式的，真正的合作医疗法要到2003年。那一时期的农村地区的医疗水平极低，与城市里的职工与公职人员根本没法比，而且到了50年代末，农民并不是想进城看病就能进，还需要开证明。
所以城乡二元化，是从何时开始的?面对建国初期，农民进城的热潮，这种二元体制的建立，有它的合理性，毕竟国家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城市物质供给，但这种人为制度性设计，其实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的差距。
21世纪的人们坐在办公室或者工厂车间里，他们就自以为实现原来那种绝对公平化的制度，现在的一切剥削就会消失，孰不知如果实行那种制度，他们现在连坐在办公室或车间里的资格也许都不具备，看看自家的户口本往前数三十年，自己是农村还是城市户藉?
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无论是减少或者增加，只要有人获得的多，就有人会减少，因此世界上只存在相对合理、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分配制度，如果所有人的分配都完全公平，那么以人类现有的认知和生产力水平，这将是一个开始走向死亡的世界。
一切美好的描述，只是让人们听起来很美妙，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乌托邦式的理想主文就在给人们描绘这样二种蓝图，就如同古人总是追寻的三代之治”一样，看上去是哪样的正确，而又富有想象力，但是如果有人问他们‘三代之治&039;究竟该如何实现呢?古人们说要施仁政，要修身立己，是对道德的要求，后来进步了，换了一个说法，叫为服务。
当正确的思想，与客观规律相悖，缺乏实践的环境或条件时，它就无法实现，因此这种思想只能做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存在，而不能认定它是实现的途径或者方法。
思想从来都只是方向而不是方法，如果认为按某某思想就能实现某某目的，这是错误的认识，而若是按某某方法来做，则才可能实现某某目的。
哲学范畴的理论联系到实际之中，共产主义就如同‘三代之治’，它是正确的思想，而在实践之上，最高领袖认为要坚持这一方向，然后采用纯粹的共产理论并联系实际，进行实践，要争取早日实现消除剥削;少其也坚持这一方向，但他采用的是实践方式与最高领袖不同，他认为自己的方式，相对来说更加贴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前者有苏联发展的样版在，已经获得了成功，因此最高领袖认为自己的设想完全可行，而后者则认为苏联的道路取得成功不假，但是它存在缺点，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应当换一个方式，不过这个方式没人走过，成功与否无人知道。
前者最终成功的实践的了自己的理论，但出现了与苏联一模一样的问题，后者最终也被继承者实践了他的理论，也同样出现了前者早就预言过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那么究竟谁才是成功的?其实无法评价。
我们只能从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层面来认知两者的实践结果，如果按这个方式，后者无疑更接近这一-规律，而也因此，后继者给予前者的实践评价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用是非对错来衡量，便是此理，因为对错确实无从谈起。
万物复苏的时季，一年春播又来到，农田里农民伯伯们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田间地头挥鞭呼哧之声不绝于耳，接任姚圭甲暂代同安县委书记的桂林西正式上任了，而他来到县里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督察农业生产。
最近几日，县农业局长王更生一直陪同在桂林西的身旁，从城郊开始深入农村，走遍了周边的几个乡镇，至此桂林西也对同安县现在的农业情况有了切身的认识。
同安县现在农田72万亩，全县农村地区全面实行集体体制，强调农业互助合作，不过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同安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并不强制，而是由互助合作组长自愿组织安排，并由集体推动，更多是道德的约束，而不是制度的要求。
虽然同安县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是互助合作组在实践过程中却是做得很好，这也让桂林西感到很是诧异，此刻田埂之上，桂林西就像王更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桂林西问道:“王局长，县里是如何协调实现互助合作自愿原则的呢?要知道让人们去做与自己无利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别的地方说是自愿，但还是有强制性要求的，我看同安县完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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