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
“我听说华昌的工人工资比国营单位要高许多。”主席说道。
总理点头道:“华昌工人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国营工厂工人十年的收入总和。”
“怎的搞这么夸张。”主席听此已经有些不满了:“方叶不是说分配不公平吗?他现在又究竟是怎么想的?”总理见主席的脸拉了下来,其实他也觉得这分配离了大谱,如今国营工厂的工人收入普遍在20至40元之前,实习期间也有15至18元;最高的八级工工资是104元,华昌工人的工资除流水线操作工外,普遍翻一倍,同级的八级工,华昌工人的工资都在130元左右。
而这还只是工资,重要的是华昌工人有15的股份,一年几千万分红,四千多人分,最差的也分了几百块,高的两三千元,可不是一年抵国营工厂工人十年收入么。
总理将自己了解的都说了出来:“去年华昌集团成立,根据规定,15收益用于分红,以华昌机电为例,拿出了近四千万元进行分红,全公司四千一百多号人,平均分了两千多元,研究员、技术专家、科学家则分了数千至数万不等。”
“这种分配体制,工人确实受益了,不过根据同安示范县的税收政策,需缴纳2至45不等的个人所得税,年收入万元以上,需缴纳约20以上的所得税,这些钱都归于了同安县财政,剩下的钱则由工人自由支配。”
主席续起了烟问道:“工人支配的问题如何来调节?”总理回道:“除平时生活支出,就是购买工商业消费品,前几日建工部长刘秀锋同志去了同安,听建工部的同志说,同安县要建新县城,还要搞什么生活小区,大概是建房子再卖给工人阶级,根据经济循环的一般原理,工人的收入相当一部分会被社会市场吸收,而后再反向带动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再来带动农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所以给高薪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席听明白了。
总理点了点头:“大概是如此。”
主席说道:“目前,国内社会资源总量有限,这样搞会形成地区分配不公的问题,方叶难道没有想到这些?”“他肯定是知道的,不过…。”总理稍作停顿便说道:“毕竟是一个县城,人口仅有54万,就算全县购买力很强,也还不至于影响到全国,我想他大概是想要立一个榜样出来,好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当然是想到了,事实上他不仅全都明白,而且还是故意这样搞,因为过不了几年,国内的工商业品就要出问题了,大量的国营工厂建了起来,但是却没有多大的消费市场,或者说基于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制度上压制市场的发展。
然而想法没有错,集中全国资源办工业,但是没有一定程度的市场,造成的结果却是很大的,1956年开始,大量的高中,大学毕业生、城市青年无法就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山上下乡。
知识青年下乡,这在短期内,确实对老少边穷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但是随着大规模毕业潮的到来,这个矛盾将会越来越大。
城市青年除了进工厂,进学校,基本没有别的就业方向,可国家工业才刚刚起步,大多数国营工厂的规模和水平都有待发展,根本解决不了这么多就业。
特别是到了1958年时,全国国营职工包括公务员,达到了惊人的5400余万,而全国人口只有六亿,相当于十分之一都靠国家养。
可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数字,后面还有一两千万青年无法安排工作,等于有七八千万人,都不从事农业生产,需要国家来想办法供养,这又将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压榨,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以自行车为例,1955年中国自行车生产迎来了一个高峰,全国全年生产了60多万辆自行车,但是在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能买得起自行车的人急少,而自行车的生产量却又在不断的增加,仅仅五年之后,1960年就达到了250万辆。
工业品不断的产出,消费市场又没有搞起来,同时还实行价格双轨制,国家调拔价与市场价完全不同,自行车调拔价一辆160元左右,而市场价两三百元,一个普通工人,就按石油工人来说,三级工一个月才43元,一年收入才够买一辆自行车,现实是,工人不可能拿这么多钱来买。
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就此出现了,社会终于从解放前的通货膨胀,而后进行抑制,初步解决,接着再次通胀,并且这一通胀就要持续了二十多年,恶性循环就此诞生。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减缓呢?当然是可以的,其实将工人收入提高一些,而后发展一些基本的市场,不说完全解决,至少不会造成大规模的通胀,只是懂经济的人那么多,但最终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却并没有人敢于说出来,这中间的因素自然也不简单。
首先是意识形态,发展市场就等于是搞资本主义,谁敢提那就要先看看自己的脑袋有几斤几两,其次是对工业发展的认识不足,认为通过抑制社会成品总量的输出,同时提高资源输入,减少支出,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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