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说，总理的‘反冒进’是正确的，主席的‘反反冒进’也有正确的一面，如果连不虚高的指标也直接砍掉，这只能说明工作官僚化。
而实际情况是,自国务院1954年成立之后，制度建设上严重落后，大量的工作都是‘号召式’的，没有总体规划和政策执行保障,主席作为战略舵手，他本身就不可能负责具体的执行细则，这也不是他的专长，而这些工作就需要国务院来做了。
但是国(政）务院接到了主席的战略决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动号召再说，其后直接体现到地方就是大干快上，具体要干什么?如何干?如何保障?干成什么样?谁来监督?没人进行战略统筹与规划，如果按照21世纪的观点，这就是盲动执行，是妥妥的官僚主义。
这样的情况不是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建国初期，大家都没有管理国家的真正政务经验倒也可以理解，后来因为政务院管的实在太多，一度连军事都管，甚至还在管理后勤补充，还能调兵遣将，权力极大。
五马进京以后，这种局面被改变，54年9月改组成国务院之后，分工明确了起来，只管理政府行政事务。
不过也许是52年那一次分权之后，一度被搞得灰头土脸，当时名义上虽是连计委都一起统筹，但实际上总理只负责外交和部分政务，计委归了高冈，或者是五马进京之后，许多工作确有来自于伟人直接安排的实际情形，这也导致了一些客观无法进行总体规划与统筹安排的现象。
但无论怎样说，这么多年下来了，应当对于国家政务有一个基本的规划与统筹思维，还像过去革命时代那样打乱战肯定是不行了，然而这种情况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哪怕是‘反反冒进’之后,还是这个样,并且在‘大跃进’时期更加混乱，更加官僚。
这也是方叶1953年在京之时，就向领袖集体指出‘科学决策’的原因所在，只是当时方叶也不好直接说这些事情，他作为一个未来的草民，一来就对上面评头论足，没大没小，这算是怎么回事，方叶自认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这点基本的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何况，建国初期，那时乱一点，也属正常，毕竟国家解放都还没有全部完成，此后三年又是抗美援朝，一切军事优先，这种政务上的不足被掩盖了下去，但是随着国家迎来了真正的建设时代，这种问题就很突出了。
观点对，行动的动机对，不一定就表示没有问题，这件事上最终那场‘反反冒进’大批判就是最好的说明。
而时至1955年,方叶其实两年前就已经将历史资料交了上去，不过他却不清楚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变，也不清楚一切是否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在行进着，而他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那么曾经的历史将会继续。
言归正传，方叶对于计算机所面临的困难，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但是他不能接受挪用项目经费的问题，这毕竟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
就见方叶对着电话严肃的说道:“华教授，钱不够，可以多方筹措,真搞不定了，也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华昌可以提前预付新式计算机的订金，但是数学所和计算机所挪用华昌项目经费的问题,我代表华昌表态，我们很不赞成这种行为，并且不能容忍。”
“方叶同志，我们当时也是没办法，如果不用那就没钱用了，只能暂时挪用，虽然可能行为有些缺乏，但我们计算机所也是为了国家新式计算机发展的需要，这是国务院下达的重要任务。”华教授解释道。
“两码事。”方叶直接打起了官方口吻:“你们这种行为，是违规挪用了华昌的资金，我们给的钱是用于华昌需要的项目研究，不是给你们捐献，这些钱在没有投入华昌项目研究之上时，它依旧属于华昌。”
“但是现在钱已经花了。”华教授似是直接摆烂。
方叶说道:“老华，不是我不给面子啊，咱们一码归一码，华昌投入资金也是为了企业发展所需，这些投入是需要获得回报的。”
“那你说怎么办?”华教授听方叶一副一是一，二是二的口气，便也没有了好口吻。
方叶回道:“华昌集团会派出项目资金管理部门人员和财务人员到贵所进行相关经费使用的审核,如果贵所的经费使用在非华昌项目之上，我们可能会追责，这一点我们双方是签有协议的。”
“我说老方，你这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啊?”握着电话的华教授脸色同时不悦了起来。
方叶的手指在桌上敲了敲,而后说道:“你们的电脑我们继续订购，就按一百万来，这些钱够不够填窟窿?”华教授面色稍霁,他知道这是方叶给面子了，于是便回道:“够是够了，不过我之前说过，计算机所订不了价格啊。”
“就按一百万这个价，少了补。”
华教授原本想说，这些钱不够华昌订购的那台计算机制造成本，不过他见方叶刚才说到经费之事，心里有些不爽，脑海中更是瞬间明了，计算机所出现了财务窟窿跟人家华昌集团没一毛钱关系，于是便没有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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