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一天的。”
“新文化运动这一期间，各种思潮开始形成自有的认识，不同的思想者走上了不同的信仰流派，陈独秀、李大钊同志走上了马列主义的道路，而胡适先生皈依了自由主义;熊十力、梁漱溟先生开始了他们的新儒学等等等等，许多人士开始了自己拯救中国的新一轮探索与实践中去，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中的每一位，因为他们都是爱国者。”
“此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变化，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组建了国民党，同时他也发现了苏俄共产主义的成功对于中国革命的巨大价值，于是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展开了第一次合作。”
“但国共两党在于中国的治理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国民党并未汲取‘戊戌变化’失败的教训，依旧采用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从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到1949年败退台湾，34年间这个政府有着无数次改变中国的机会，但是他们与当年满清的统治阶级一样，不愿意放弃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由一个革命政党，逐渐退变成了帝国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代理人。”
“他们无视了社会各阶层期盼这个国家和民族深刻改革的愿望，没有代表这个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失败从放弃革命理想的那一刻，就注定是失败的，哪怕没有共产党，这个党这个政府，将在彻底的沦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后自行崩溃。”
“这一区别在于，是在1949年被新的共产主义革命力量推翻，还是在若干年后内部的自行瓦解从而倒台，但它的结果不会改变，这是其性质所决定的。”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苏联的红色革命取得了成功，沙俄旧的统治被苏俄新的统治所取代，经历过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护法运动的少数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在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后，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彻底的改变中国的过去，于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至此，一个全新的思想流派登上了中国的舞台，它与过去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不同，他们既不认为从上到下的改良主义能救中国，也不认为自由主义能实现西方式的理想主义‘完美制度’，他们认定只有通过一场自下而上彻底的革命才能达到重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目的。”
“此时的中国有着改良主义与自由主义混合的国民政府，也有着期望通过农村改革来实现国家振兴的新儒学派，还有着推翻一切重新来过的共产主义思想，大家都在忙于自己的实践，期望能为这个已经落魄了的老大文明找出新的生机。”
“由于国民政府是由改良主义而形成的政权，这个统治阶级上台以后，其利益集团势力一共有三个类别，分别是:以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买办集团、以工商业为代表的小型资本主义集团以及以大小地主组成的地方势力集团。”
“作为统治阶级的国民政府并未打破这种利益格局，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反而在其统治过程之中，进—步的加深了彼此间的利益捆绑，这种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转化为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利益，在事实上，对于人民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交税’的对象，其它方面并无实质性的改变，甚至在这种垄断官僚的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顿了。”
“造成这一切的原由，说到底是因为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想界，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学了一半，他们只看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表象，而没有看到其本质及其在中国是否适应性的问题。”
“他们一面模仿西方制度，一面又没有将过去传统的封建统治思维彻底的摒弃，他们没有像西方那样打破社会旧有利益格局，重新实行新的分配制度;也没有对社会的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造，使其适应新制度带来的变化;更没有建立—套完整的社会制度，来实践新的思想。”
“改良主义的缺点或者说弊端暴露了出来，这个思想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其表现的形式就是往往只有一些零散的改革措施，既形不成系统性的国家治理理念，也无法打破既有体制框架，更无法做到破釜沉舟的决心，因为在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牵制之下，改革将变得困难重重。如1934年国民政府实行的新生活运动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改良主义思想，只能调和各种矛盾，而无力解决这种矛盾造成的根本性问题，它无法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比如无论工人的生产效率多高，但是这种效率带来的利益，却无法通过一个相对公平的体制分配给工人和其它阶层，而单纯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
“这种改良主义形成的体制，甚至还远远不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在某一些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个起码的公平原则，比如投资公共设施、教育、医疗保障等，而这种改良主义体制所形成的官僚统治集团，它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从这里我们可看出一些端倪，以胡适之先生为代表的近代改良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者们，他们大概率只看到了马列主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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