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供应，使得城市看上去逐渐繁荣，而农村则会―贫如铣，所以在这一政策持续到1993年前农民的日子都不会太好过。
这种两极分化，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其具体的舆论表现反应在网络上，就是大多数人都说那是一个美好时代，而少数人却认为那是一个混蛋的时代。
赞颂者高举伟人旗帜，敢称那个时代一些不好方面的就是攻击伟人，压得少数人根本不敢反驳，而另一方面，在网络上能发声的，其实多数都是城市人，是当年和现在的既得利益者,或者一些对时代不了解的农村青年人，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农民，多数要么已经老去或离去，要么忙于家庭生计，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与年轻人在网络上做毫无意义的争论。
但伟大是伟大，事实是事实，统购统销从国家层面上看是一项正确的决策,但是归于到农民这个群体上，就是一场人为制造的&039;冷冰政策&039;，在这项政策执行期间，国有工人阶级和政府都是得利方，而广大农民阶级则是利益损失方。
哪怕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没有听说城市里在成片饿死人的情况发生,而这种情况，在豫、鲁、川、皖、鄂五省却是有发生的。
方叶作为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人，他无法做到高举旗帜，对一切都不假思索的唱赞歌，至少他的爷爷是实实在在的饿死了，这是一种′亲身&039;的家庭经历。
然而他也和大多数沉默的农民群体一样，几乎从不与人在网络上争论这些，他知道即便到了如今，那些工人阶级的后代们依旧在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大部分‘红利，而这些人仍旧不满足于现状,他们还在高呼要回到那个时代，那个他们可以一边躺平，一边剥削农民，一边享受高高在上的时代。
方叶放下了报纸，沉默以对，他明白个人情感不能代替国家取舍，这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而政策有时候就是这样冷冰冰，甚至在一两代人之内，大多数人可能都得不到多少利益的希望，然而这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决策――—切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
唯一让方叶感到有温度的是，这一次除&039;统购统销′政策之外，也给了农村放开个体户和自留地产出的自由买卖，农民也许依旧贫穷，但好逮也多了一条生计，别的不敢确定，但是活人无数是肯定的。
方叶并不知道，国家此时也在讨论′统购统销的问题，中南海里，陈芸、总理、少奇和主席四人开起了碰头会。
就见总理说道:“现在农民惜售严重，粮商手里也没有粮，将主粮同商品一样，实行&039;统购统销≈ot;的政策是正确的决定,但问题是,征粮比例的问题还没有明晰，还有就是超购部分要如何定价。”
少其问道:“政务院是什么看法?”总理看向了陈芸，就见他说道:“农民上缴国家的税粮占税率为185，加上其它附加，统购统销后总体税率在40左右,农民阶级的负担是比较大的。”
这个税率是占国税比重，而不是单位家庭的税率，实际上农民的税率以户为单位是不同的，比如:1950至1952年实行的40级全额累进税制，以户为单位，以安徽这样产稻谷地区为例,起征点为150斤以上，税率从3到42，具体的比例上，也是按贫农、中农、富农不同的起征点为标准,大多主粮区的比例分别为8、13、15，地主30至50。
1953年土改完成之后，实行的是24级全额累进税制，起征点不变，税率为7至30;国营场圃为9。
以同安县为例，主粮产区约7174万亩水田，1950年开始使用新粮种试验种植，当年试验田获得了丰收，亩产平均为350公斤，假设某户有田五亩，总产量为1750公斤，其为贫农，执行税率按8计，扣除起征点后，需给国家缴粮110公斤，这是给中央财政的税粮,加上地方上的税和爱国捐等约占30至40，也即至少要缴825斤粮，节余2675斤。
同安县人口47万，人均不足15亩,原始人均亩产约280斤左右，假设四口之家增产前,五亩田早晚稻总产粮2800斤，按30征粮需缴粮840斤，节余1960斤，人均年可食用粮490至520斤,这些粮食包括了家庭一切开支。
但如果按30征的话，其实老百姓穷是穷了点，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而最高征粮征到42后，就只能勉强果腹了，这还是在中国农业发达的东部地区，要是到了西部、北部人民的生活要悲惨得多。
方叶带来了新粮种，1953年全县早稻全面推广种植，七月早稻获得了大丰收,全县人民的粮食危机就此解除，不过因为丰收的关系，今年的早稻粮征收比例也相对应的提高到了30。
正是因为粮食丰收的关系，同安县人均口粮增加到了668斤，全县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还有富余，而这些富余，就是国家统购统销征集的对象之一。
陈芸说完，总理便接过话说道:“农业税占了财政收入的40，农民的生活确实比较艰苦，主席提出放开农村地区的部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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